丛治辰：
《诗经》作为中华先祖的歌吟，确实是一种集体话语，我觉得这可能与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我们的早期文明长期活跃在黄河流域的旷野千里，那里适合于聚族而居、相邻而居；而在屈原被放逐流浪的地方，交通不便，物产却丰裕，适合满足个体生存，于是就容易产生个体化的诗。秋雨老师，您也曾在一本书中说过，《诗经》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而屈原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人。
余秋雨：
诗人是一种个体精神的审美自立。诗人的自立与思想家的自立不同，需要有一种自然环境的诱发，或者说，有一种天人之间的互动。你说到他的流放地交通不便而物产不乏，保障了精神上的个体生存，这说得不错。我可能更看重他流放地的另一种环境，例如，树木幽深处的花开花落，奇山怪水处的似梦似幻，巫风浓郁处的神人对话，大江险峻处的生死抗衡……正是这一切，熏陶着他，塑造了他。结果，像《诗经》那样的黄河流域的“平原小合唱”，也就变成了长江流域的“悬崖独吟曲”。
万小龙：
说到这里，我想应该把“诗人”放在一个更高的人生坐标上：并非只是一个写诗的人，而是一个在生命整体上充满诗人气质的人。
余秋雨：
把自己的生命彻底诗化的人物，在屈原之前还没有出现过，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其实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两种诗人。一种就是你所说的只是“写诗的人”，看到云，看到水，他就冒出了写云、写水的诗句；另一种人则相反，他本身就是诗，比他写出来的诗更像诗。他的思维、情感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是一团让人痴迷的天籁。他有点怪异，不擅长交际，大家都不愿意把太多的荣誉交给他。结果，“诗人”的桂冠，常常落到了第一种人，也就是“写诗的人”头上。
顺着这个话题我想起一件小事。两年前我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在论述二十世纪的古体诗，还排出了名次。有的以内容的重要性来排名，有的以作者的社会地位来排名。我觉得不妥，便自己动手排了一至十名。出乎很多学者的意料，我排列的中国二十世纪古体诗作者名次，第一位是郁达夫，第二位是苏曼殊，原因就在于他们在骨子里就是诗人，而不仅仅是“写诗的人”。我一排出来，很多深谙此道的研究者都点头了。原来他们也知道其中深味，却没有胆量避开重要人物和重要话题。
其实，诗人就是诗人。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有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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