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儒学为工具,尤其以朱熹的理学为旗帜。看上去,这是大大地弘扬了儒学,实际上,却是让儒学产生了严重的质变。因为这样一来,一种优秀的文化被迫与专制暴虐联系在一起了,让它呈现出一种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霸气。其实,这并不是儒学的本来面目。
在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更是组织人力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并严格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四书》必依朱熹注释,《五经》必依宋儒注释,否则就算是异端。你看,连注释都规定死了。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把宋儒所设计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如“三纲五常”之类也推到极端,造成很多极不人道的悲剧。
朱棣在如此推崇儒学的同时,又以更大的心力推行宦官政治和特务政治,如臭名昭著的东厂。这也容易让儒学沾染到一些不好的味道。
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历史误会。
一方面,后代改革家出于对明清时期极权主义的愤怒,很自然地迁怒于儒学,甚至迁怒于孔子本人。面对“礼教吃人”的现实,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五四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不少人在捍卫、复兴儒学的时候,也不知细致分析,喜欢把它在明清时期被禁锢化、条规化的不良形态进行装潢,强迫青少年背诵、抄写、摹拟,营造出一种悖世的伪古典梦境。直到今天不断掀起的“国学热”中,仍然有这个毛病。
总之,不管人们如何褒贬儒学,直接着眼的往往是它的晚近面貌,也就是明清时代的面貌。
其实,早在明代中期,儒学因朝廷过度尊崇而走向保守和陈腐的事实已经充分暴露,于是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如果在明代前期,“心学”不可能问世。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折腾,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越来越严重,而最高统治者也不再有朱元璋、朱棣那样的强势,朝廷已经处处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笃信儒学,只是要对儒学做一些不同于朱熹的解释,同时又是一位帮着朝廷有效处理社会矛盾的将军学者,就有了思考空间。
王阳明认为,知和行是同一件事,目标是“致良知”,也就是通过个人修养挖掘出人之为人的天赋道德。这种天赋道德也就是天理,因此心和理也就成了同一件事。这种理论,洗去了朱熹理学外加的庞大规范结构,让一切规范都出自于内心,出自于本真。这就大大强化了儒学历来比较薄弱的内在心理依据,凸显了其间的善良根基,弘扬了“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文化责任。而且,他的理论表述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哲学品位,果断、严密、平易、优雅,实在是明代文化浊雾中的亮丽一笔。
王阳明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嫡传远孙。这不禁让人会心一笑:王羲之的这一笔,实在拖延得相当漂亮。
王阳明写字也学他的远祖笔意。我曾为计文渊先生编的《王阳明书法集》写过序言,但有一点内心嘀咕却没有写到序言中去,那就是:他那么会打仗,为什么在笔力上却比他的远祖柔弱得多?相反,他的远祖虽然顶着一个军事名号,多少年来一直被叫做“右军”、“右军”的,却毫无军事才能方面的佐证,只是强大在笔墨间。难道,这是一种拖欠了一千多年的双向戏谑和双向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