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学院的意见，当然是从古典主义的原则提出的。一度自我辩解的高乃依一见来头，就不得不附和。此后，他的剧作对于古典主义的规矩就相当谨慎，不大敢去逾越。大喜剧家莫里哀虽然有不少突破，却也尽可能遵循，把自己无穷的才华倾注在既定规范之中。
但是，无论是高乃依还是莫里哀，都常常流露出勉强就范的苦恼。例外的是另一位剧作家拉辛（一六三九——一六九九），“三一律”之类对他来说似乎是得其所哉。他能从容不迫地写出他要写的一切，却又不触犯所有的戒律。甚至给人一种感觉，拉辛如果突破了这些限制反而会写不好。这情景就像中国古代那些稔熟于诗词格律的诗人，格律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了一种方便，成了艺术表达的扶手。因此，拉辛实在是一位古典主义的典范性作家。
那么，古典主义的原则是不是全是法兰西学院那四十个“不朽者”创造出来的呢？不是，有很多来自于古代，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古典主义者根据现实君主专制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其中虽然包含着不少曲解，但他们树起来的仍然是这些古代的旗帜。他们坚持认为，拉辛的艺术来自古希腊，莫里哀的艺术来自古罗马，至于他们遵循的“三一律”，则全盘来自亚里士多德。
古典主义的基本特征，在内容上强调拥护王权、崇尚理性、尊卑有别；在形式上强调紧凑严密、准确完整、平稳妥帖。
古典主义戏剧中最常用的套路是理智和感情的冲突。无论是正面写还是反面写，都以理智的胜利为归结。高乃依的《熙德》是正面肯定了理智对于感情的否定，拉辛的《昂朵马格》则从反面谴责了理智的丧失，它的悲剧结尾实际上也就是反衬了理智的无上地位。
这里所谓的理智，有着很具体的内容，大多是指对国家的服从、对君主的拥戴、对公民义务的履行，简言之，都围绕着君主专制。面对着这个被描绘得崇高、神圣的巍然巨筑，不仅情欲、**显得十恶不赦，即便是正常的情爱也微不足道。只有如此，英明的君王或许会亲自来弥缝感情的裂痕。
这样一些既定主题的剧本，有时还要直接呈送最高统治者审定。莫里哀的一些剧本，在宫廷演出前常常先向路易十四读。据说有一次，莫里哀把剧本中歌颂国王的话删掉了，路易十四发觉后要他重新补上。
与主题的规范化要求相一致，在题材和角色安排上也有严格的界定。古典主义悲剧中只让国王、王后、亲王、王子、朝臣、妃子、将领等角色出场，与这些人接近的一般亲信和僚属、女官，也应该是贵族出身。他们必须出言雅训机敏，绝对不容许民间俗语飘洒进来。这种严格规定，使法国悲剧始终扎根在一个独特的世界里。在那里，即使发怒也平稳合度，即使将死也满嘴诗味。而这一世界之外的市民和普通人，就只能让喜剧去表现。
既然表现的内容是那么崇高，表现的人物是那么文雅，文艺形式当然也非规整严谨不可，于是就隆重抬出了合乎时间一致、地点一致、情节一致的“三一律”。戏剧语言也不能随便，必须准确明晰，刈除含混错综。整体结构讲究平稳匀称，令人不快的景物不准进入。
泰勒曾经幽默地说，在法国古典主义面前，莫斯科人显得野蛮，德国人显得蠢笨，英国人显得拘谨。那就来吧，放下酒杯和烟斗，脱下皮袄，解下猎枪，到这个客厅来学习行礼、微笑和说话吧。
古典主义戏剧的演出情况总体来说是与上述美学原则相一致的，但布置、服装要比内容浮华，演技也力求外在的壮观风雅，这都是为了迎合宫廷的口味。就舞台美术来说，其宫廷化的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规整、静止、奢侈。规整的布景的代表，可以举首相黎塞留自己撰写（虽然署了德马列的名）、在他的府邸剧场演出的悲剧《米拉姆》，这出戏完全合乎“三一律”，因此全剧只用一堂布景，五幕戏中每一幕都有自己的灯光照明，第一幕在日落时分，第二幕是月夜，第三幕是日出时，第四幕在正午，第五幕在傍晚——在一昼夜里发生在一个地方的一件事，规整的内容产生了规整的布景。布景这样为内容服务，只是求得一种外在的时间和地点的符合，当时的舞台美术一般不具体地、准确地为表现特定的戏剧内容效力，仅止于如此泛泛限定。人们所描绘的宫殿，只是一般概念上的宫殿；人们所描绘的房间，也只是一般概念上的房间。有一份当时的戏剧工作者留下的手稿上记载着当时古典主义戏剧上演时的舞台装置：
高乃依的《熙德》。舞台上是一间四个门的房间，需要有一把国王坐的扶手椅。
高乃依的《贺拉斯》。舞台上是一个一般的宫殿，第五幕里要有扶手椅。
拉辛的《昂朵马格》。舞台上是一个带圆柱的宫殿，远处要有大海、舰只。（马埃洛、米舍儿·罗兰：《巴黎民族文库》）
总之，只是粗泛的配置而没有具体的内容针对性，一切都是静态的、被动的。至于背景，则大多是远景装饰画，更谈不上历史的具体性了。一台服装，既可以有罗马的，也可以有西班牙的，甚至也可以有东方的，当然还有法国现代的，不管角色的历史时期和国度，可随意穿着，这实际上也就是一般概念的“服装”。舞台上处处透着奢侈豪华，其中又以舞剧为最，天鹅绒上绣金线、缀宝石，机关布景宛如魔术，令人眼花缭乱。
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基本格调是宫廷化。舞台上追求规整、静止、奢侈、豪华，因此同时也必然散发着庸俗和无聊。这让参与其间的不少艺术家也颇为反感。
对古典主义原则突破最多的莫里哀，就与君主专制格格不入。他的喜剧，既得罪了新老贵族，又得罪了天主教会，结果他受到围攻和密告的骚扰。这一切，一直延续到他停止呼吸。
所幸的是，法王路易十四庇护了他，几次撤销对莫里哀剧本的禁令，还把原来首相黎塞留府邸里的那座主教府剧场拨给他的剧团使用。路易十四这样做，当然也有利于古典主义的名声。而莫里哀本人也知恩图报，写一些庆贺朝廷节日的剧本，表示归顺。
为什么古典主义能成这么大的气候，并延续这么长的时间？一半是因为，从黎塞留到路易十四，实行了比较有远见的文化政策。人们说，文化程度很低的路易十四的最大政绩，是他当政时期文艺的繁荣。他因莫里哀等人而传名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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