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是一种在欧洲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的文化思潮和美学原则，时盛时衰地出现在各个艺术门类之中。它的故乡和中心是法国，重点体现的艺术门类是戏剧。
古典主义戏剧学的端倪，可以在文艺复兴时期找到。我们记得，意大利研究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理论家斯卡里格曾长期定居法国并在法国里昂出版自己的著作，这给法国的戏剧理论带来不小的影响。法国当时自己的几位戏剧理论家如塞比列（一五一二——一五八九）、戴勒（一五四〇——？）等也都传播着与亚里士多德和意大利戏剧理论家们相类似的主张。尤其是戴勒，他在一五七二年发表的戏剧理论著作《论悲剧艺术》，为日后限制森严的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出现做了舆论准备。
为什么意大利不能成为酿发古典主义的土壤？这需要有足够的社会政治条件。古典主义，是当时法国君主专制的产物。
从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末，法国君主一直采取着中央集权的路线。有人曾生动地描述过这一路线推行的过程：十五世纪之前，大家原先是地位相当的封建诸侯，经过一番强弱较量，有那么一个封建主逐步把其他的封建主削弱、团结，形成正规**，自立为王。其他封建主在十五世纪时已变成了他的将领，十七世纪时降为他的侍臣。到了这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建立就完成了。
从平起平坐的诸侯降为听命于人的将领已够使有些诸侯恼火的了，要进一步收伏为侍臣自然更不容易，因此这中间就充满了剑与火的搏斗。结果，一个个制造混乱的贵族被判处了死刑，他们的城堡被攻陷，王权取得了胜利。
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倒是包含着明显的进步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并作为一种力量与阻碍历史进步的分裂、叛乱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在当时一般都倾向于王权，正像王权倾向于他们一样。
但是应该看到，王权对革命因素的倾向，只是表现为一种局部的妥协。若把妥协的双方作一比较，在当时是封建王权方面的势力更大。
到十七世纪中后期路易十四掌权之后，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愈加变得精致、森严了。政治集权要求文艺集权，而文艺集权除了建立作品检查制度等消极办法外，最终又发展到对文艺内容直接提出规范化的要求。这就是古典主义的政治依据。
君主专制的夺得，靠的是刀剑；这个专制的巩固，靠的是规范化的礼节、秩序、规矩。
为了免使宫廷侍臣、外省贵族有越轨举止，统治者从小事引导起。后来，连堂堂的法国君主路易十四本人都对女仆脱帽敬礼，一般的侍臣那就更不必说了，几乎全都成了礼节体统方面的专家。据记载，有的公爵因需要接连不断地行礼，过凡尔赛庭院时只好一直把帽子拿在手中。谈吐、风度、服装、布置、建筑，无一不力求端整。这种浓重一时的社会气氛和风习，促使文艺的规范化从外加要求变成了必然趋向。
在文艺规范化之前，法国流行着与君主专制不太和谐的沙龙文艺。这种文艺发生在贵妇人主持的客厅里，一切文艺作品若想流行于法国上流社会，先得进一进这些客厅的大门，博取坐在那里的高贵的主人和客人们的微笑。可以想见，这儿需要矫饰、缠绵、纤巧。自命风雅而又有着较高文化教养的人们毕竟也是爱挑剔的，因此这儿要求着词章的纯粹、风格的高雅、文体的整饬。
君主专制对于文艺的规范化要求，割舍了这些沙龙中的矫饰香气，但却留存了其中规范化的形式要求。所以不妨说，规范化是对沙龙文艺有保留的否定。
其实，沙龙文艺的矫饰作风不完全出自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意大利、西班牙的影响。这种风气，一度几乎成了欧洲文坛的传染病疫。许多国家的上层社会中，甚至到了连知心朋友、家族亲戚间通信都满纸虚饰之词的地步。因此，法国文坛对于沙龙文艺的纠正在整个欧洲范围影响巨大。各国都悉心静听着巴黎的新主张、新规矩。
法国君主专制对于文艺的规范化要求，首先就是以平率替代缠绵、以确实替代矫饰、以庄重替代纤巧。如果作一个拟人化的比喻，翩翩公子的如簧巧舌变成了端庄文士的深沉吟咏。在这里，除了表面上的文风问题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关系问题。缠绵矫饰的文风本来就是一种泛滥的感情的表现形式，不管这种感情是凄婉的还是无耻的。一部延续了二十年才发表完的长达六十册的沙龙爱情小说，据说竟使整个法国贵族社会为作品主人公的命运齐声叹息了几十年。文艺规范化的要求蔑视这种“非规范化的感情”倾泻无度，而强调必须由理性来控制感情，反对让感情压倒理智。
为此，当时正侨居在荷兰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一五九六——一六五〇）的唯理主义一时声望甚高。他呼吁以人的理性代替神的启示、以科学分析代替盲目信仰。在艺术上，他强调以理性和意志控制情欲，主张规定一些严谨、稳定的艺术规范。但是，笛卡儿的这种规范化要求，渐渐被衍化为“拥护中央王权、颂扬公民义务、克制个人情欲”的艺术宗旨，而他的严谨方**，也就很快落实在像“三一律”这类刻板的限制之中了。这就是古典主义的形成。
在古典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创办于一六三四年的法兰西学院起了很大的作用。
法兰西学院的创立，直接受到当时十分能干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支持，他也就成了学院的创立者和领导者。
这个学院在组织上就非常规范，在全国文艺、学术、政治等领域严格遴选四十名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作家，称为四十“不朽者”，作为院士。只有在一个院士死去之后才能让其余的全体院士共同选举出另一个人来补充。这种制度又保持着历史的稳定性，直至今天仍未变易。这四十个人，既是各门学科的著名专家，又因进学院而成了官方权威，这些权威又都已被授予无上的荣誉、地位，因而又很自然地成了既定思想轨道的体现者。于是，这四十个“不朽者”，也就是古典主义许多“不朽”规范的制订者。只要出自他们之手，无异于文艺法典的冷然条文。这在黎塞留时期，可以说是君主专制在文艺领域的一个缩影。
法兰西学院在戏剧方面做过的一件著名的事情，就是对当时著名剧作家高乃依的悲剧《熙德》的批评。
《熙德》于一六三六年上演后受到普遍欢迎。同行中有人妒忌而进行攻击，高乃依及其拥护者出来辩护，事情闹到法兰西学院那里，黎塞留也很快得知了。这位首相授意法兰西学院撰文批评《熙德》，由学院创始人之一沙坡兰执笔。写出初稿后黎塞留曾提出意见作了一些修改，后于一六三八年正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