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点略加生发，黑格尔认为悲剧人物是既有罪又无罪的。他反对简单化地在悲剧中判定一人有罪一人无罪，然后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办法了结。他要悲剧人物处于这样的情势之中：按照他们的性格和理想，他们采取行动时不会犹豫，也不怕负责，因而他们的行动是无罪的、合理的；但恰恰是这种行动导致对于对方的破坏性，由于他们敢于为后果负责，实际上，也就成了为罪行负责。黑格尔说：“对自己的罪行负责，正是伟大人物的光荣。”这种冲突的悲剧性和崇高性，也就在这里。
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认为，如果有谁热衷于为悲剧主人公辩解，说他们犯了不能由他们负责的罪行，这实际上是对悲剧英雄的玷污。既有罪又无罪，既“坚持善良的意志”又有“性格的片面性”，这才是黑格尔心目中理想的悲剧人物。
那么，又怎么要以和解来归结悲剧冲突呢？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认为，抽象的普遍伦理力量本来都处于和谐平稳、寂然不动的状态，要把它实现出来，就非得具体化、个别化不可。而任何具体、个别都不可能完整准确地体现普遍伦理力量，各取所需、各守其是的片面性几乎不可避免。
片面性倒也罢了，恰恰戏剧又特别讲究行动，大家各自站在片面上行动起来，那就必然会酿成纷纷扰扰的冲突。
这是同一个普遍伦理力量统制下的各个片面的争斗，同根同宗，没有不和解的理由。只有和解，方能显现出普遍伦理力量的完整状态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黑格尔孜孜以求的东西。
和解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冲突各自克服片面性。不是冲突的双方谁屈从于谁，而是大家一起服从普遍伦理力量。那么，这一场冲突是不是无谓的呢？不是。只有先以片面性否定普遍、永恒的伦理力量，然后再进一步否定片面性，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路途，方能显现伦理力量的普遍和永恒。黑格尔说：“通过这种冲突，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
在这整个过程中，黑格尔给和解以特殊的地位。他指的和解，显然不是冲突双方的握手言欢。就人物而论，有死亡，有伤残，有退却，但这些尸首和鲜血都是对“普遍伦理”、“永恒正义”这些理念的祭奠。双方不管是死是伤，在显现和衬托理念的意义上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只有在至高无上、包摄一切的理念宝座前，冲突双方才显出它们的共性所在。
从这一点略加生发，黑格尔认为需要以冲突、和解的理论来对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引起恐惧和怜悯的论述作一些解释和调整。在黑格尔看来，外界威力的压迫不足惧，该恐惧的是普遍伦理力量和永恒的正义遭到破坏；陷于灾难的痛苦不足怜，该怜悯和同情的是遭难人内心还有着美好的品质。这样一来，恐惧和怜悯也成了归复理念的情感途径了。理念在冲突及其和解中得以恢复，那么，以理念为内容的恐惧和怜悯也必须服从于冲突及其和解。因此黑格尔得出结论：“悲剧情感主要起于对冲突及其解决的认识”，“在单纯的恐惧和悲剧的同情之上还有调解的感觉”。
以上便是黑格尔悲剧冲突学说的概略。完全符合这个学说的悲剧，他自己认为可举出两部典范作品，那就是索福克勒斯的《安蒂贡》和《俄狄普在柯洛诺斯》。
安蒂贡是国王儿子的未婚妻，但正好是她的弟兄叛国倒王，被国王处死，她去收葬，也赴死，而她的死又带来了未婚夫王子的自杀。安蒂贡和国王，代表着不同的伦理力量，两方各有理由地冲突，最后又都自罹灾祸。在黑格尔看来，正是这种灾祸，否定了他们各自在普遍伦理力量中各执一端的片面性，从而使普遍伦理力量归于和谐和统一。俄狄普在无意中弑父娶母，发觉后自己弄瞎眼睛，自己惩处自己，终于在流离困苦中大彻大悟，弃旧图新。黑格尔说这是“他使自己身上从前的分裂达到和解，净化了自己”，而在这里，和解的含义是“从伦理力量互相冲突和破坏中恢复到这些伦理力量的统一与和谐”。
再来看看喜剧性冲突。
悲剧人物因对片面性内容的执持而导致失败；喜剧人物缺乏执持的内容和勇气，却又自以为有，走向可笑。
黑格尔列出了几种喜剧性情况，并指出比较富于喜剧性的情况是这样的：“尽管主体以非常认真的样子，采取周密的准备，去实现一种本身渺小空虚的目的，在意图失败时，正因为它本身渺小无足轻重，而实际上他也并不感到遭受到十分损失，他认识到这一点，也就高高兴兴地不把失败放在眼里，觉得自己超然于这种失败之上。”
这段话表示喜剧性的产生需要有几项要素：
第一是有一个追求的目的，但目的的内容非常空虚；
第二是手段尽管认真，但却总不能达到自己想望的目标；
第三是失败了也无所谓，进一步证明他的追求和他的认真都是空虚的。
黑格尔把这一些概括为“目的本身和目的内容”之间的矛盾对立。
简言之，悲剧写两个目的在互相碰撞的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片面性，喜剧写一个目的在追求实现的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虚假性。
悲剧冲突是两方对等冲突，喜剧冲突则是以一方为主体的自我嘲弄和自我暴露。
在这里，黑格尔还特地细心地指出了可笑性和喜剧性的区别。他认为，任何事物，只要本质和现象、目的和手段产生了矛盾和不相称，结果让人看出名实不符、意图落空，总是会叫人感到可笑的，却没有喜剧性。一般地展览别人的笨拙和罪行也可能可笑，也没有喜剧性。
喜剧性的一个关键就是主人公的自我感觉和上述这些实际情况的矛盾。他应该总是“非常愉快和自信，超然于自己的矛盾之上，不觉得其中有什么辛辣和不幸；他自己有把握，凭他的幸福和愉快的心情，就可以使他的目的得到解决和实现”。
这就是说，一个外表富丽、内囊清空的钱袋会给人以一种带有些许讥讽意味的可笑感，但却不具有喜剧性。只有当一个人大踏步地奔向它、狂喜地抱住它、满心幸福地秘藏它，以致奋不顾身地保卫它的时候，才表现出喜剧性。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种情绪高昂的追求，才能更深刻地反衬出目的的空虚。
在黑格尔看来，如果喜剧人物对这种空虚产生了觉察和痛感，这就是非喜剧性的，喜剧里即使免不了要写到，也不是喜剧的核心。因为有了痛感，人物也就有了实质性的目的，而在喜剧世界里，人物所追求的目的本身是没有实质的。
黑格尔认为，喜剧冲突也要达到解决，但在解决中并不是要损毁任何实质性目的和个人，而是通过喜剧人物的自作自受来显示出绝对理性，通过对空虚和虚假的否定来反衬普遍理念和绝对真理的胜利。黑格尔的理论不达到这一步是不罢休的。
在论述了悲剧和喜剧之后，黑格尔也顺便提及了他并不太重视的正剧。他认为这种介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剧种，是把两种传统的方式，调解成了一个新的整体方式，因此是有存在理由的。他说，在正剧中，“不是按喜剧里那种乖戾方式行事，而是充满着重大关系和坚实性格的严肃性，而同时悲剧中的坚定意志和深刻冲突也削弱和刨平到一个程度，使得不同的旨趣可能和解，不同的目的和人物可能和谐一致”。
黑格尔看中正剧的正是这一点，悲剧讲和解，喜剧讲解决，到了正剧里这两者融为一体，结果有可能造成一个规模和包罗范围更大的和谐一致，这使他感到深刻。所以他突出地说明，不能在正剧中把悲剧和喜剧因素并列或轮流出现，而是要使它们互相冲淡而平衡。
但是，他对正剧有担忧。他提醒人们，正剧“有越出真正戏剧类型而流于散文的危险”，这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曰全力描绘人物内心；二曰过分重视时代情况和道德习俗；三曰单凭情节的紧张曲折吸引观众。三方面的共同缺陷在于：没有写好“通过分裂对立面达到和平结局的冲突”。冲突也有，但“不是古代戏剧中的那种简单的冲突，而是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离奇的错综复杂的纠纷、令人迷离的曲折情节、突如其来的偶然事故”，这种自由泛滥，自然严重地影响着“重大内容的实体性”贯注全剧。
由此可见，黑格尔凭借着古希腊戏剧所总结出来的冲突说，受到了他身边的戏剧实践的挑战。他的戏剧美学使他仍然深情地注视着古希腊的剧场故墟，但他的活跃而又雄健的历史发展观念，又使他不能完全漠视十八世纪的剧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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