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尝与苏轼深入交谈了一回，为免引发对方抵触，尽量委婉用词，但意思是表诉清楚了的。
性格决定命运。所谓文如其人，苏轼是开豪放派词风的宗师级人物，性格自也是豪放直率，直如苏辙所评价：“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这种性格进入官场就极易成为不愿随波逐流的性格官员。这种官员如果在盛世明君治下，或许会被人所容忍和理解，但是恰巧他处在新旧党争的时代，这样的个性和才名就必然为他带来不少麻烦。
他的坎坷仕途，之所以二起二落，首先是因为身处新旧党争的复杂历史背景，根本原因是他直率的个性和不随波逐流的政治态度，加上他超高的人气和名声，方使他成为这场著名变法带来的新旧党争的牺牲品。
王棣言词诚恳，流露殷殷期盼之意。
苏轼沉吟半晌，指指王棣，笑道：“你这后生倒是看的透彻，倒似浸淫官场经年的野狐精，却是让某看不透了。”
顿了顿，他喟然叹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是谓君子之为与不为之道也！”
王棣如是说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非智者所为。”
不待苏轼反驳，他继续说：“退，并非是投降，而是为了积攒能量留待有利时机出击。坚持诚然可贵，但若作无用功就太不值。舍得舍得，有舍方有得，有时候放手割舍不是妥协丢弃，而是为了更好的拥有。”
苏轼若有所思，沉吟不语。王棣说的这些，他又何尝不知？只是脾性使然，有些东西实难改变，若非如此也不会致此了。不过，王棣恳切之词还真的让他有所触动并沉下心来思考。
王棣原也没想过能一蹴而就，只愿多多少少影响到苏轼，至少能得善终吧。
六、七两个月，王棣似乎都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书房读读写写，要么让聂、蔡二女弹个琴唱个曲，悠哉悠哉。也会出门访友，走动最多的是苏府，偶尔去拜会拜会李格非，再见见宗泽。哦，与高俅是难得见了，据说对方愈发受赵佶信重了，一手蹴鞠绝活让主子赞不绝口。
对小屁孩赵佶，因先入为主之故，王棣全无好感。在管理国家上，大宋历位帝王都远强于这位艺术气息浓郁的大书法家。在那个时空，赵佶在位期间追求奢靡、政治腐败、外交不力，以致民怨四起并埋下北宋靖康年间亡国的祸根。他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体”，热爱画花鸟画自成“院体”。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被后世评为“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在位时重用蔡京、童贯、王黼等奸臣，使北宋走向灭亡的道路，编写《宋史》的史官，也感慨地说如果当初章惇的意见被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并还说如“宋不立徽宗，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但无所事事只是表象，事实上他很忙。
家大业大的，养家糊口委实不易。
在江宁时，靠着百亩良田及几处庄园，王家勉强可算中层阶级，但其实开支用度是捉襟见肘的。
想想也对，王安石逝世后，这一脉并无人出仕为官，王旁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不屑于商贾之道，算是无担当的。问题在于，不管哪个时代，读书都是最要耗费的，寻常百姓一家子省吃俭用也只勉强供得起一位读书人。王旁、王桐两个十指不沾阳春天的文弱书生，虽无奢靡之风，但俱是缺乏谋生手段的。早些年若非王安礼帮衬着，这日子还真不好过。
玩珠峰结庐守孝，王棣想了些“金点子”，诸如白酒提纯、菜式变新之类，倒是算生财有道。当然，这些事他是不会出面经手的，都交与庄园管事，也是从西军退下来的老卒。再后来与“染墨轩”合作，算是技术入股，这方是正经生意。那许三多是个极其精明、有见魄力的生意人，很懂营商之道，甘愿分给王棣股份，貌似吃亏，其实也是长线投资，就赌王棣能长成参天大树。至少就目前而言，许家是赌了的。
开源节流，节流只是无奈的手段，关键在于开源。虽然“染墨轩”的收益较为可观，但仍有不足。
那日在“王小姑正店”听了张十一说了一段“飞龙全传”，见他人前摇扇醒木拍桌，口若悬河抑扬顿挫，时不时说上一大段贯口，嘴皮子功夫着实了得。而且，这张十一并非全盘照着话本讲说，而是自己加了些东西，更显悬念迭生，让听者只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思维一直在跟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这便很难得了，尽信书不如无书嘛，推陈出新，自然而然的夹带私货，非但不会与原作格格不入，反而更加饱满生动，是需要真功夫的。
彼时的勾栏极为繁荣热闹，每天的表演内容可是五花八门，百花齐放，汇集了各种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文体娱乐形式。每一个勾栏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设施也不一样。表演的形式包括：杂剧、滑稽戏、说书、说诨话、歌舞、傀儡戏、皮影戏、七圣法、踢弄、蹴鞠、相扑等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