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画，反映的是古典时期学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欧洲文艺复兴起源地佛罗伦萨（Florence）的统治者梅第奇家族（the Medici Family）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就开始频频提到雅典学院时代的学术气氛，并且建立了模拟性的柏拉图学院（Plato Academy）。
《雅典学院》中出现了很多学者。站在中心部位、右手指天的是柏拉图，他的左边是学生亚里士多德。两人的周围围绕着很多学者，倾听他们激昂的辩论。欧洲文艺复兴不是仅仅复兴一个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而是全面复兴欧洲整体思维水平和自由精神。因此，拉斐尔在这幅画中又加进了不少雅典之外的精神巨匠，而且延伸到后代。他甚至把自己也画进去了，表现出自己对于这一脉精神的参与。
与雅典学院的创办几乎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也有一个类似的学术机构，叫稷下学宫。稷下是齐国都城一座城门的名字，究竟是南门还是西南门，有待继续考证。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以地名命名，创办时间接近，运行方式也相差无几。
在这里我想停顿一下，讨论几句。大家怎样看待这种巧合？
王牧笛：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在时间纬度上构成了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某种暗合。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早期，或者说青少年时期，对话和辩论要比独白更具感染力。雅典学院式的学术共同体的组建，或者说学术组团的这种辩论的方式，可能激发出个体对一个事物的多重面向的考虑，这比对事物的单层面向的考虑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余秋雨：
当时人类智能进发，但有很多思考者还难于进行独立思考，因为缺少思想资源。所以在人类思维的奠基阶段，一定是渴求互砺互淬的。智者们在互砺互淬中找到思考的基点，找到与别人不同的自己。
一个精神成熟的民族，一定要经历一个这样智能聚会的阶段。假若没有，仅仅凭着各自的想法分头痴想，就一定会陷入低层次的重复之中。
我还想继续听听你们对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的感觉。
万小龙：
我觉得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都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背景下，就是原有社会权力形态逐渐松动、解体，我们的祖先开始挣脱蒙昧的束缚、权力的压抑，用理性自由地重新思考自然、社会、自身。一时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派欣欣向荣的少年气象。但当后来社会权力再次建立、稳固、强大起来后，就对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压抑。政治权力选择了保留某种文化记忆，尽管这种选择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王安安：
我突然想起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少年的时代是诗歌的时代，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小说的时代，老年就变成散文的时代。”我认为，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都是人类在少年时代的一个共同的表现，虽说两者的空间距离非常遥远，但同属于人类的诗歌时代，同属于人类思想初开时具有浓厚兴趣和表达欲望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官和雅典学院给人一种直观的审美的怀念和追想，令人感动、鼓舞。
金子：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下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热闹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热闹跟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一样吗？为什么我们对现在很多方面的热闹并不喜欢，而对稷下学官那种古老的热闹却依然倾情？
余秋雨：
金子的问题很好。今天的热闹和古老的热闹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言论的质量。那个时代的齐国**给稷下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待遇，并赋予了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学者针对时政的褒贬，**一概不予追究。稷下学宫在齐国的功能，既是智库，又是学堂，还是一个交流思想文化的场所。当时的高级智能人才如果想立身扬名，要么去做官，要么就去稷下学宫做学者。相比之下，做稷下学者更令人向往。因为这里每位学者的人格和思想都会获得充分尊重，因此也就有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在稷下学宫的众多学者中，名声最大的是孟子，但实际影响最大的是荀子。荀子晚年曾三次成为学宫的“祭酒”，也就是主持者。
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是一种经过严格选择的高等级发言。而我们今天媒体间的发言，却没有这种选择。大家也许要问，既然我们主张言论自由、人格平等，为什么要分等级呢？稷下学宫的回答是，不同人群的言论自由，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空间。
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的现代误会，至今还有很多人沉迷其间。这就像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挤到北大来。大量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很难在学术文化上与大学教授对话。但是，这些常识性的社会区隔，在今天常常会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乱。在“**”中，有一个“考教授”的运动，很多造反派狂徒拿着《学生小字典》来揭露国学大师的“读音不准”，或批判医学泰斗不会打针。我本人前几年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个文化等级不高的人也用“揭露”式的气势硬要与我讨论他非常不熟悉的古典词语问题、历史地理问题，甚至戏曲史问题，全国一百多家报纸转载报道，港台方面也热了一阵，我却无言以对。因为一旦与他“讨论”起来，我就必须在知识上回到自己草昧未明的年岁，却又要装出吵架的姿势，会让我的读者伤心。
良莠不齐的发言混杂在一起，高低不一的智能胶着成一团，那么结果一定是精英被淘汰，这种现象叫“精英淘汰制”。平静的高层思维一旦陷入这种吵闹，在现场征服力上一定比不了大红大绿的庸俗表演。如果投诸广场辩论，高嗓门一定胜利，大学者一定失败，这就叫“广场哲学”。我们不赞成限制言论，但一定要区分发言的等级，一定要在卡拉OK、文字戏谑的狂潮中救出真正的贝多芬、海明威。
除了言论的质量等级外，稷下学宫超越今天言论的第二个关键，是开山立派的原创气魄。那是在思维荒原上堆出的第一座山、掘出的第一条沟，具有宏大架构的开创性。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的热闹，往往是人云亦云，随声起哄。
针对这两个方面，我们在无奈之中也可以有所作为。在今后，国民素质的提高，应该表现在大家对于精神等级的承认和守护，表现在大家对于高层思考者的尊重和礼让。而作为那些真正有责任感的高层思考者，一定要固守文化节操。如果我们的民众开始具有这方面的辨别力，那么，一个新文化的黄金时代将会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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