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刚有战术和军事装备的巨大优势，薛刚是骑兵突击，只要短时内迅速突破，就能打垮和瓦解东部地区的诸国。
而且发动战争的时间是春天，没有冬季因素影响，而东欧地区主要是平原，南欧和中南欧是丘陵和高山，沈云卿相信薛刚在攻克东欧南欧，发现前方地形不利于骑兵突击后，会听从关歆岳的建议，采取外交策略。
此行是关歆岳作为随军的外交全权大使，原本是为南线外交谈判做准备，现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关歆岳的性格，会见好就收。而薛刚是一个理智型的统帅，因此关键就在于能否听从关歆岳的建议，但周枢就很难说了。
所以北线的关键在于突击速度，和一次能否给予圣光骑士会联盟沉重打击，迫使他们感到恐惧，并迅速妥协。
兵部方面担心西进中后期，遭到地形、要塞和诸国动员影响，薛刚的军事突击会受阻，乃至停滞，最后受到弹药后勤影响丧失继续突击的能力，北线陷入僵持。
同时圣光骑士会联盟在南线死战不退，局面就会被动。
但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就是这次的兵棋推演和全部假设，其实都是建立在东方思维认知上的推演，而不是西方思维认知。
而沈云卿是站在欧洲思维认知上进行的政治决策，而兵部和军机司方面觉得不合逻辑。
于是问题就来了，东西方文化和历史背景带来的认知思维差异，让兵部和军机司都不认为沈云卿的“军事压力迫使妥协”的逻辑能够成立。
因为以岐帝国的战略性格，不可能短短打了两三个月被别人胖揍之后，就草草妥协收场，肯定是要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和消耗战。
但是西方不会，一旦军事上受到重大挫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外交调停。
“诸位大人、将军，此番推演是以我朝的想法推演敌国，而不是以敌国的想法推演敌国的外交、军事，因此诸位大人对联盟军的假设，都是我朝的假设，而非联盟军自己的假设，因此并不准确。”
“那海郡王又如何知道，联盟军一定会按海郡王的想法行事。”陆争质问。
“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本王与西夷诸国打过交代，虽然并未与圣光骑士会联盟打过交道，但西夷诸国的想法大都相似。就像周照宁与朝廷，都是中原教化熏陶下长大，想法也是类似的。而西夷是西夷教化熏陶下的人，他们的想法也是类似的。”
要完全给兵部详细说清楚“历史文化背景”、“地域文明形态”不同，带来不同的认识和思维的不同很困难。
因为任何一个文明形态，第一主观选择，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思考别人的想法。
这就好比中国人，都喜欢先入为主的代入仁义礼智信，构建这个世界的行为准则。
可欧洲人，是先入为主的代入弱肉强食武力强权的思维逻辑，构建这个世界的行为准则。
一旦两个文明正面遭遇，就会出现戏剧性的结果，西方如果碰上强大的东方，就不敢动手，但如果碰上的是软弱的东方，西方一定动手。
而如果是东方碰上西方，就一定不会动手，而是温文尔雅你好我好大家好。
西欧、中欧、东欧的文化背景受到宗教和历史的影响，他们内部有些一些差异，但是宏观的思维差异不大，基本上都是弱肉强食，甚至东欧比西欧还要凶残，沙皇俄国就是典型代表，干的脏事和贪婪，比西欧有过之无不及。
但是欧洲诸国多数时期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一旦吃了巨亏，发现短时内无法招架，都喜欢私下媾和，甚至全面媾和，以维持自己的最大利益，尤其是联盟团体内，发现别的柴鸡被菜之后，那些没有受到巨大损失的联盟国，极有可能选择政治妥协。
其实这是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其他国家发现打不过，然后就会开始打自己的算盘。
几次反法战争失败，其实就是各国各自都各怀鬼胎，英国琢磨着要祸水东引，去祸害奥地利和俄国，俄国琢磨着要祸水在西欧发酵，好吞并中西欧，所以出工不出力。
而奥地利当时理想主义者，拿破仑暴起的时候，觉得小菜一碟，结果自己成了拿破仑的小菜。
至于普鲁士，当时还很弱小，德国地区都是城邦，普鲁士的想法其实是多方都利用，所以普鲁士经常跳码头、骑墙派，哪边风大往哪儿倒。
西班牙则是既要做婊子，也要树牌坊，还在做着西班牙帝国的春秋大梦。
于是在拿破仑开挂吊打了西班牙、奥地利后，普鲁士、俄国迅速服软，但这种服软还是各怀鬼胎的服软，事实证明，他们服软只是因为拳头不够硬。
岐军这次对圣光骑士会联盟的打击如果取得巨大胜利，结果一定是以圣光骑士会联盟的妥协而结束，这点丝毫不用怀疑。
但是要兵部的这些老爷们相信这一点很困难，因为他们都是杀身成仁的英雄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