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所追求的哲理构架，大多难于用逻辑语言完全表述清楚。它总是表现为一种向着未知领域开发的态势，从而把读者和观众裹卷到一种思考过程之中。
人们早已厌烦在艺术欣赏中解答人所共知的常识题。艺术的哲理追求，也就是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艺术家自己也未必知道最终答案，他们只是诚恳地与读者和观众一起研究。
这样，艺术哲理的整体性，必然同时包含着开发性。艺术要求整体把握的欲望太强烈了，但是，无论是世界还是人生，都不可能完全从整体上被把握穷尽。把握穷尽了，也就不再会有活的世界、活的人生。因此，要求整体把握的欲望必然会带来对那些不能把握的部位的迷惘，感叹它们的朦胧和神秘，呼吁人们对未知领域的关心。这样，艺术哲理也就很自然地从整体性过渡到了开发性，再由开发性牵引出了神秘性和朦胧性。神秘和朦胧，是要求理性把握而一时不可得的诚实结果，是哲理在自己构架边缘的自然产物，是开发和掘进过程中时时会遇到的对未知对象的困惑。它们从对象性的立场上，赞美了开发和掘进，显示了哲理在掌握世界时所达到的限度，因而也就在侧围上衬托了哲理。
艺术哲理是一个动态活体，它的不息行程使它不能不长久地与许多非明晰的因素相伴随，就象天际的太阳，它要开启和关闭一天的光阴，总得随带着晨雾和暮霭。永远明晰，永远预定，永远在已知的轨迹上打圈，就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前进。
于是，越是暴露未知，越是引发人们去思索、去填补的艺术，越具有哲理性。
据葛赛尔记载，有一次，罗丹谈到了艺术的永恒的理性和无限的神秘的关系，他随口背诵了雨果的一段诗：
我们从来只见事物的一面，
另一面是沉浸在可怕的神秘的黑夜里。
人类受到的是果而不知什么是因：
所见的一切是短促、徒劳与疾逝。
雨果的诗句表明，神秘，出自于只知其果不知其因。因此，神秘，也就出自于人们探求世界因果的行动意向。罗丹还用自己的论述补充了雨果的诗：
神秘好象空气一样，卓越的艺术品好象浴在其中。
好的作品是人类智慧与真诚的崇高的证据，说出一切对于人类和世界所要说的话，然后又使人懂得，世界还有别的东西是不可知的。……
所有的大师就这样地前进着，直闯“不可知”的禁地。可惜有几个碰伤了头额，有几个想象力比较愉快，在墙内神秘的果园里听到了飞鸟的和鸣。
艺术大师们的“直闯”不是无目的的，他们依凭着艺术直觉，在逼近着无限和永恒，亦即逼近着哲理境域，但艺术的手段、艺术家个人的能力使这种逼近总带着大量的超体验性质。这种超体验常常使艺术家和读者都会或多或少地陷入莫名其妙的境地，但是，这不应该使我们感到狼狈，而应该看成是无限对于有限的擢拔，永恒对于即时的擢拔，哲理对于庸常艺术的擢拔。法国现代诗人彼埃尔·让·儒夫一九四六年曾在布鲁塞尔作过题为《一个诗人的辩解》的演讲，其中说道：
……任何一首诗，只要它是真正的诗，那么它就永远是一个谜。在音乐方面也是一样，我们实际上对音乐的内涵并不清楚，既不了解一首最负盛名的交响乐对我们的心灵所叙述的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我们的心灵通过这首交响乐所表达的又是何物。对于一个人来说，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既不可耻，也并非不幸。所以，当一个人与永恒的境界交流，却又无法判断本人是通过何种途径达到了这种永恒境界的时候，于他亦分毫无损。因为此时重要的只是他所获得快感的性质，所感受喜悦的程度，以及他所作为一个生命有限的人，为何开始感到自身已经改变和生命趋于无限的原因。这一点意味着诗歌所表现的东西，永远都是或多或少地隐蔽着的超体验……
现代著名画家克尔希奈从绘画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儒夫所说的由局限性通达无限和永恒而产生超体验现象的问题。克尔希奈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有限的物质条件来揭示世界一切过程背后的伟大的秘密，这就是一种荡漾于世界整体的精神，也即我们所说的哲理。克尔希奈说：
立在周围世界一切过程与事物背后的伟大的秘密，常常影象似的现出来或可感，如果我们和一人谈话，站在一个风景里，或花及物突然对我们说话。你设想，一个人坐在我对面，而在他诉说他自己的经历时，突然出现这个不可把握的东西。这不可把握的东西赋予他的面貌以他的最个性的人格，却同时提高他，超过那人格。如果我做到，和他在这个我几乎想称之为狂欢状态里联系上了，我就能画一幅画，而这画，虽然紧紧接近他自己，却是一种对那伟大秘密的描绘，它归根到底不是表现他的个别的人格，而是表现出了世界里荡漾的精神性或情感。这样远的摆脱了自己，以至于和一个别人能进入这项结合，这个可能性，……从这个阶段，用任何手段，例如通过文字或色彩或音调来创作，这就是艺术。
在克尔希奈看来，杰出的艺术大多会通过对不可把握的事物的描绘来探询世界的“伟大的秘密”的。他实质上是在说明，艺术的哲理追求，无论在目的上还是在手段上都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既然这是对荡漾在世界里的一种精神情感的掬取，那么，谁能精确地说得清自己究竟掬取了这种宏大的精神情感的哪一部分，其中又包括着哪些内容呢？
因此，我们在上文多次提到的所谓艺术的理性构架、哲理构架，实质上就是向着尚未知悉的包藏着伟大秘密的天宇发射探测性火箭的起动构架。
这里便出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微妙关系。向未知天域探索的热忱和可能，都是人类发展至今所积聚的理性能力的产物，因此，是理性能力带来了非理性现象；人类理性的最高贵品格就在于它的永不止息的开发性，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非理性现象正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验证。基于这种关系，我们所说的不可避免的神秘感，也就与那种盲目的神秘主义划出了界线。盲目沉溺神秘，正恰是对人类精神价值和理性能力的贬损。我们不需要身心脆弱不堪的人面对客观世界的颤栗和昏眩，而需要在一切方面都空前健全的现代人的忧郁而沉思的眼神。当然，作为艺术家，我们更不需要那种伪饰、虚假的主客观和谐，时时用铿锵的语调宣布着对客观世界的穷尽。
现代艺术的开发精神，与那种以验证常识为乐的文艺追求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常识，是人们普遍掌握的道理。不管到什么时候，艺术总难免要承担普及某些社会常识的任务。这是社会整体内进行精神调节的重要手段。社会上总会出现大量违背常识的现象，于是，人们不仅要谴责和纠正这种现象，而且还会在谴责和纠正中获得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角色的自我确认。因此，那种以情节和形象来验证某种社会常识的文艺作品，理应从它们发挥了精神教益和社会效能的角度获得正面评价。但是，无可否认，这样的作品的精神能量极其有限。一切精神能量的大发挥，总是产生在裂变和爆炸之中，总是产生在对常规空间的伸拓和突破之中，总是产生在对未曾占据的领域的占据之中。
有的时候，常识又升跃为真理。艺术以形象来验证一种真理，这还不崇高么？不是连别林斯基也说过“艺术是真理的直观”么？是的，能以直观形象来体现真理的艺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在真理受到全面玷污或歪曲的时代，艺术家和理论家呼吁让艺术皈附真理，是一种需要有足够胆识的正义行动，是人类艺术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悲壮课题，是艺术成为人类精神文明之花的一大证据。但是，以现代艺术观念来看，真理不是一种僵死的经典，而是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艺术不是追随在早已发现的真理后面一味进行重复阐述，而应该置身在发现和发展真理的前沿，带给先驱者们以烛照、以温暖。如果社会生活是隆隆前进的列车，那么，现代艺术是车头上仰首面向神秘黑夜的那具强光灯，而不是嵌在车厢后面那盏橙红色尾灯；如果人类整体的前进就象矿工在坑道中的开掘，那么，现代艺术的位置是在呼呼作响、矿屑飞迸的风镐上，而不在后面的任何部位。现代艺术对读者和观众的裹卷力，是裹卷着人们参与掘进和发现，而不是裹卷着人们向着一尊早已塑造成的真理的偶像致敬，至少主要不是如此。
我们不妨以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来说明这一问题。科学家伽利略的故事，可以从多方面引伸出意蕴来。他不仅坚信、而且用望远镜证实了哥白尼的地球绕日说，这就受到了罗马教廷的迫害，他有所执守，又有所退却，而最后仍然以坎坷的一生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位大科学家的形象。在这一个题材中，最具有无可动摇的真理性的是地球绕日说。伽利略为此而奋斗终生，为此而受尽迫害，那就让我们也用艺术来验证这一常识性的真理吧！让我们用戏剧语汇和舞台形象来嘲笑与它相对立的日绕地球说吧！但是，人们一想就明白，不管用什么方式，这种验证常识性真理的艺术不可能产生什么精神力量，也很难获得其他方面较高的美学品评。无可动摇的铮铮真理，未必能给艺术带来精神内核。
比这个公认的真理辐射范围小一点的，是一些社会性的真理，例如：科学必然会战胜迷信，封建制度是虐杀科学的罪人，科学家要有一种直言真相的勇气，科学家的品格和他的成果应该交相辉映……这些道理，无疑是正确的，把这些道理中的任何一条取来作为《伽利略传》的主题，是许多艺术家的创作习惯。全部故事，证明了一条永远正确的、人所共知的道理，这是我们以往对艺术意蕴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还不算太坏，因为它努力证明的道理有着跨越时间、空间的广度，并非是转眼即朽的。然而，作这种证明，仍然与现代艺术家的追求大异其趣。艺术作品的诞生，并不是仅仅为了替公认正确的道理增添一个例子，而应该用艺术自身的方式，在公认正确的道理的外面、反面、或边缘地带，发现新的道理。新的道理的发现，必然会构成对原有道理的某些“不敬”，因为一种新的道理对原有道理如果没有逆向伸拓
而只有顺向伸拓
，严格说来不能称之为新。艺术哲理引人思考的力量，并不在于能够拉着观众转弯抹角地去领受一种艺术家早就知道的道理，而在于能够拉着观众在惯常道理无法管辖的地域上品味出一点独特的道理来，这种品味，观众觉得新鲜，艺术家本人也觉得新鲜。
于是，布莱希特没有去阐扬这些人所共知的正确道理，而是在这些道理的边缘和旁侧寻找到了一些复杂的难题。这是一些多么令人困惑的社会难题和人生难题啊：伽利略明明在望远镜里证实了哥白尼的理论，但他还是在教会的刑具前屈服了，公开宣布自己的“谬误”，这一宣布，给欧洲科学事业带来了历时漫长的阻碍。他自己知道，这种软弱品行是为世人所不齿的，自己已没有资格戴上科学家的崇高桂冠，但这种自知之明又是崇高的，促使他在被长期软禁的年月里继续了科学著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他有惊人的才华和坚忍，但又常常不惜陷于庸俗和怯懦。然而，他的屈服和怯懦难道毫无可取之处么？人们早就发现，如果他当初在教廷坚韧不屈、英勇赴死，那么，人类将会失去他的后期著作。他的后期著作的成就似乎能使人们原谅他当初的屈服，甚至承认“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很可能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但又有人提出异议，最出色的巨著未必只有伽利略一人能写，他即便英勇赴死，人类科学也会发展得很快。……
请看，这些问题是多么复杂缠人、多么难于决断啊！布莱希特就是选中了这些难题。《伽利略传》除了表现了上述这些难题外，还大规模地涉及了诸如科学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精神目标与物欲需求、天体星际与世故人情等等无法回避的命题之间的微妙关系。没有哪一种既成公理能够裁决这些关系，没有哪一对关系能找到一种痛快而简捷的答案。艺术，就把这些人生难题通过伽利略的形象呈示在人们眼前，于是，伽利略、布莱希特、广大观众，一起思索。剧场空间，沉浸在一种圣洁的理性气氛中。
有的理论家嘀咕了：这种不容易一下子完全了解结论的作品，谁愿意看？谁看得懂？我们可以听听卞之琳先生看这出戏的体会：
一般人都认为《伽利略传》是布莱希特的戏剧杰作。恐怕它也是布莱希特戏剧当中最不容易一下子完全了解的作品
。事有凑巧，这偏偏是我个人第一次看了（算是看了）演出的布莱希特的一出戏。……台上的讲话当然一字不懂，只有伽利略被迫悔过发表声明的时候，忽然从扩音机里听到一段英文，又忽然听到一段法文（剧本里只有德文），也都是措手不及，只抓住了几小句的意义。尽管对于伽利略受罗马教廷迫害的历史事实，我也还有一点概念，我对于剧情，事先却毫无所知。但是，说来奇怪，我看了这出戏却居然得到了深刻的印象
。
《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
卞之琳先生如实地把最不容易了解
和得到深刻印象
连在一起，使我们懂得，艺术的吸引力与艺术意蕴的复杂性并不是绝对抵触的。一出在内容上包含着这么多扑朔迷离的难题的戏剧，居然给一位不知剧情、不懂剧词的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怪异的文化现象值得深思。表演、导演的魅力无可否认，但正如卞之琳先生所说的，剧本本身的力量也得到了证明。
一切向着未知领域开发的艺术作品，都会在展现现场构成一种诱人的气氛，吸引你与它一起向着生活的深层探掘。相比之下，象小学老师引导学生一样来向观众转述一种既定常理，则或多或少带有一些计巧气息和谋略气息，失去了共同研讨的气氛。在观看《伽利略传》的剧场里，人人都从舞台上感受到了人生真正存在的复杂性，同时也感受到了艺术家在表现这些复杂性时的真诚，因为他们并不是站在云端上施放着复杂性的烟雾，而是自己也置身在这种复杂性之中不无困惑。这样，台上台下就进入到了一种齐步进发的人生典仪之中，通体的真诚从演员的脸上、动作中，从舞台装置和舞台调度上散发出来，被千百观众领受和感悟。
这就象一种实地旅游，本地的向导告诉我们：“前面是一个险恶的海湾，至今还摸不清它的暗礁潜流，我的许多朋友在那里葬身。”而不是观看一种教学幻灯，老师告诉我们：“这在两百年前是一个沼泽，后来变成了农田。”那位本地向导诚恳地交付给我们至今还存在的难题，他的忧郁感染了我们，远比彩色的教学幻灯为甚。现代艺术，大抵轻视那种记述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的教学幻灯。
人生课题之所以常常脱离常规常理而成为难题，是由于人和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着的，而且又变化得那么复杂和玄奥。艺术家悉心探察未知，也就是力图追随和捕捉正在变化着的世界和人生。现代艺术家特别重视探察未知，大半是由于现代生活的发展速律使往昔常理的朽逝频率大为提高，未知天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展现得更广、更多、更大。不研究、不追赶，就会使心头留存的艺术幻影与生活本身越来越远，久而久之，只能遥望它身后的一缕黄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