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喜欢在文化交谈中的这种随意跳跃。如果一直盯在一个个专业话题上不越边界，就太局促了。跳跃本身，就是思维快感的来源。
王牧笛：
这很刺激，却有点困难，我来充当实验品吧。我觉得朱子和阳明是中国哲学的高峰。朱子的中心思想是个理，理说到底是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根据。比如秋雨老师面前的杯子，首先是存在一个杯子的理，再加上作为质料而存在的气，才结合成这个杯子。理和气的关系于朱子是人骑马，理是主宰者，气是材料的赋予者，理与气的聚合产生了周遭万物和世界，这在哲学上是本体论，朱子通过理学给先秦诸子的学问奠定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
有了本体论自然还有认识论，有了理，有了气，还有格物致知，是精神修养的方法，第一个是致知，第二个是用敬。因为气和理一个具体，一个形而上学，所以我们要通过具体的东西去格物才能够认识理。王阳明很有趣，他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通过格具体的物，要穷他的理。但普通的格物方法不行，还要用敬，没有用敬的话，对于物的处理方法只是简单的智能训练，只有用敬才能上升到圣人境界，拂去珍珠的尘埃，见到本来的光彩。
朱子的学问蔚为大观，我试举一两个经典的。万理的总和叫太极，他认为每一个物上面都分有着太极，这比柏拉图要高明，他的“善”没有解决“一”和“多”的问题，而朱子用了一个佛教的比喻就是月映万川，月亮会照在每一个水面上来解决“一”和“多”的分际。
吕帆：
我再说说伦理观。朱子强调理是至善，它高高在上并有道德含义，就是儒家一直强调的礼、义、仁、智，但高高在上的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它贯穿于各个人的身体力行，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天、地、人三者在同一轴线上，可以贯通一气，这是先儒了不起的理念。另一方面，从人至天，怎么样去达到至善之性？需要人自己的努力和超脱，就像够东西，有人够到了八成，有人够到了十成，有人只够到一成，所以理贯穿到人身上以后，会产生气质的偏差，所谓的君子、小人从此而分。理是至善，我们古儒有这个理想，很不容易。
欧阳霄：
王阳明的心学继承了陆九渊并发展到高峰，他也认为心即理。还用杯子来举例，朱子还认为有一个客观的杯子在，杯子有杯子的理，但王阳明不认为有客观的杯子的理在，他觉得理在自己的心里，心和理合一。理是什么？理是心的一种结构，所以就不存在外化于自己的杯子了。王阳明格竹子七天七夜，格到自己大病一场，觉得这样格竹不行，就在静坐的过程中来格物，其实这时就不再是格外界的物，而是正心。王阳明的学说最后成为一种正心的学问，凡事反省内求了，这大概是他最主要的特点。
王牧笛：
我补充一下，传说阳明跟一个得道禅师对话，聊累了休息，王阳明突然问，禅师你现在还有家吗？禅师说有啊。阳明说你家里还有谁？禅师说我母亲还在。阳明问，你想念你的母亲吗？禅师静默了很久才说，我怎能不想她呢？禅师潸然泪下，第二天就打包还俗，看母亲去了。这说明通常在我们看来高高在上的人有着同样的心、同样的性，而这个心性，对你我来说，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致的。这虽是个小故事，但可以反映出王阳明怎样通过心和性看待世界。
余秋雨：
像你们这样讲，别人是听不明白的。闪光点很多，却概括不起来。
书生智慧，在中国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且是一种超浓度的多。因此一直有人试图把它们统合起来。由于智慧与智慧之间互不服气，因此统合者常常会借助于超验的力量，例如汉代的董仲舒就试图以“天人感应”来作为“独尊儒术”的背景，结果走向了反理性的虚妄之途，而真正的儒家还在随着社会的政治风向而命运起伏不定。魏晋名士们想以道家来刺激儒家，却也没有产生坚实的思想成果。从北魏到隋唐，佛教兴盛，韩愈等人试图为儒家张本，成效不大，反而出现了儒、佛、道互渗互溶的趋向。于是，最终出现了宋明理学，以朱熹为核心，整合成了一个以儒学为本的庞大思想体系。
朱熹以一种宏伟的理论气概，使原本处于散落状态、感觉状态的儒学，具有了严密的哲学逻辑，这显然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他试图确立中国学理的单一本体，划分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区别，然后统贯天地万物。他认为世界的本原便是“理”，一切都由此出发。结果，因它，构成了千年儒学的完整形态。
遗憾的是，朱熹构建这一理论之时，社会现状与他的理论体系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因此他不得不又衍生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理念，制定出一系列行为规范，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桎梏和行为镣铐，符合了政权统治者的利益，却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在学术的真实性体验上，他用“格物致知”的方法试图沟通“物”、“知”、“理”之间的渠道，也只是一种空幻的设想，难以产生真正的认识论成果。
到了明代中期的王阳明，已经看出朱熹的问题所在，便不再在几重难以沟通的概念间勉强连结，而明确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学”，连那个至高无上的“理”，也都是心的化身。因此，不必辛辛苦苦又怨声载道地去“存天理、灭人欲”了，只要“致良知”就可以了。朱熹认为，人的“行”是发自内心的，而“知”却要向外求取，到了王阳明这里，哪里还要到心外去求知？一切都本于心，因此自可“知行合一”。这显然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推动，因此也可以独立地称之为“心学”。
如果硬要比较，就我本人而言，当然更喜欢王阳明的“心外无事”、“心外无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说法，因为我的人生实践证明，这些概念帮我渡过了很多社会灾难，并有所作为。但是，如果从纯粹哲学的高度上来分析，这里所说的“心”、“良知”等概念还是朦胧迷离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建议大家读一读李泽厚先生的著作，如《宋明理学片论》、《己卯五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等。就我涉猎所及，他讲得最为深入。
朱熹和王阳明这两位哲学家都很了不起。我曾在一篇写岳麓书院的文章中记述过朱熹晚年受迫害，与他最信任的学生蔡元定诀别的感人情景。我又在一篇写家乡的文章中评价过王阳明先生的惊人生命力。王阳明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居然又成了明代最能打仗的将军之一，这在人类文化史上都找不到第二人。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健全生命。我仰视他，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同乡。
在文化专制的大背景下有这么健全的文化生命，这一事实，常常使我产生自勉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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